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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胡同17号
发布时间:2015-05-29

 

钟鼓胡同17号

——胡适寓所

王之鸿

钟鼓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在北河沿大街西侧的嵩祝院北巷内,是一条曲折的南北向胡同。胡同南起嵩祝院北巷,北止后局大院,长200余米。

明代,在宫廷诸官署中被称为东衙门的钟鼓司设在此处,胡同遂称“钟鼓司”;清光绪时称“钟鼓司胡同”,亦称“钟鼓寺胡同”,宣统时称“钟鼓寺”;1949年称“钟鼓寺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钟鼓胡同”。

《顺天府志》载:“钟鼓司胡同,司亦称寺,有钟鼓寺,明钟鼓司即其地也。”

明代设钟鼓司和教坊司,负责宫廷内的音乐、歌舞、戏剧的教习、演出等事务。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侧重排练和演出;钟鼓司是宫廷官署,侧重组织和协调,“设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掌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

清康熙年间,设南府(道光年间改为升平署),掌管宫廷演出事宜,钟鼓司和教坊司相继取销。“钟鼓司”的衙署在清末变成了“钟鼓寺”的禅房;民国时,又变成民居,即今钟鼓胡同17号。

据说,钟鼓寺是一座尼僧寺院,是慈禧太后利用钟鼓司旧址为遁入空门的宫女所建,并将蜡库胡同(今腊库胡同)的一些房产赠予该寺。因此,钟鼓寺虽然规模不大,因为“内官诸署,指钟鼓司为东衙门,贱而弗居”,不可能规模很大;但是,钟鼓寺毕竟是皇家寺院,大殿虽历经沧桑,至今仍能窥见当年的非凡气度。

钟鼓胡同17号,旧时的门牌是钟鼓寺14号,在进入胡同南口向东转折处,坐北朝南,在“巽”位建屋宇式街门,直对胡同南口。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共有房屋15间半,建筑面积为300余平方米,有南房4间半,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另有东厢房北侧平顶东房1间和正房东侧平顶北耳房1间;正房3间是当年钟鼓寺的大殿,举架高大,前出廊子,灰筒瓦屋面,虽然年久失修,犹显当年丰采。此院为姜姓人家于北平解放前购置的房产。

据一直在此院居住的姜在昭先生介绍,现在的南房原来是钟鼓寺的山门,面阔三间,山门外有上马石,东西两侧各有1株古槐;现在的街门是后建的,大门内原来还建有一座二门;院子中央有1个圆形的花坛,院子里有3棵枣树、两棵丁香树和1棵苹果树。当然,姜在昭先生介绍的景致早已是明日黄花了,不过,他对胡适在此院居住的情况却显得颇为清楚。他说:“我问过研究胡适的专家,胡适从1924年到1926年,在这个院里住了三年,直到1928年,还有人往‘钟鼓寺14号’给胡适寄信。”但是,也有文章认为,胡适于1918年3月开始租住钟鼓寺14号,原因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将于6月来京与之团聚,而缎库胡同后身8号的寓所是胡适与同乡高一涵合租的,对新婚不久的胡适夫妇而言,恐多有不便。

胡适在北京先后曾有五处寓所,依次为:缎库胡同后身8号、钟鼓寺14号、陟山门6号、米粮库4号和东厂胡同1号,其中缎库胡同后身8号、钟鼓寺14号和东厂胡同1号在今东城区域内。胡适在北京的五处寓所或为租住或为学校分配的住房,而均非胡适自己的房产。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文学家、哲学家,原名嗣穈,学名洪騂、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胡适早年接触新学,受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影响较大,信奉进化论。从胡适的自传中可以看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他的影响:“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与血。”于是,胡洪騂为自己改了名字,名适,字适之。1910年,胡适赴美国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

五四运动时期,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李大钊。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提出“主义”只是抽象名词,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针锋相对地指出,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中国社会问题须以社会革命来根本解决。文章批驳了庸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

1921年,胡适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红楼梦》的研究,写出了长文《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为“新红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适是学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还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胡适也做过北洋军阀的幕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担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过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近30年后,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又以同样的慧眼和胸怀接纳三十多岁的季羡林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对此,季羡林在望九之年撰文回忆“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季羡林视胡适为“恩师”。

如果说季羡林称胡适为“恩师”是指“知遇之恩”的话,那么,罗尔纲称胡适为“恩师”,则确是指“授业之恩”。1928年,罗尔纲由被当局封闭的上海大学转入中国公学就读,当时的校长便是胡适。1937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些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却受到胡适的斥责,说罗尔纲“有失史家公正”。而罗尔纲则认为“我当时受了他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件事。”后来,罗尔纲搜集到新的史料,“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遂写成《世传太平天国奸淫杀掠考谬》,又将《师门辱教记》进行了修改。胡适为修改后的《师门辱教记》写了一篇序,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罗尔纲说:“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风。”

胡适是白话文大师,其影响如何呢?

当年沙滩附近有很多小饭馆,其中有一家叫做“海泉居”的,店内的墙上居然挂着“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煎炒烹炸人人都说海泉成”,落款为“胡适题”的对联。此事为张中行亲眼所见,他说:“如果不看笔迹,说是出于《白话文学史》作者的手笔,也许没有人怀疑吧?”

中国的文人雅士与酒有不解之缘,但却鲜见胡适与酒的趣闻。鲜见不等于没有。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显然,胡适是有备而来;据此分析,胡适也应该是一位待酒不薄之人;如果压根儿与酒无缘,“戒”又从何说起呢?!

 

摄影李长林

 

参考资料:

《追忆胡适》(欧阳哲生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张中行讲北京》(陆昕选编北京出版社)

《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作者方之光载《光明日报》)

《文人雅士与酒》(作者吴子胜载《中国文化报》)《名人与老房子》(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

《追忆早年时光——学塾往事》(顾婷婷整理载《中国电视报》)
(本文转载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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